藏品是博物館反映人類及人類環(huán)境發(fā)展歷程的證據(jù)，蘊含歷史、藝術和科學等方面的豐富信息與深厚情感。如果說“博物館保存著理解世界的鑰匙”，那么藏品研究則是獲取這把鑰匙的關鍵。

在我國，“藏品研究”可追溯到歷史時期對古物蘊含信息的梳理與考證。900多年前的北宋已出現(xiàn)了比較系統(tǒng)的古物研究——金石學，以歐陽修、趙明誠、呂大臨為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開始嘗試對青銅器、碑碣刻石進行收集、鑒別、編目、整理和考釋。

博物館領域的藏品研究則發(fā)端于近代的博物館實踐，一方面受傳統(tǒng)金石學、考古學、歷史學的影響，重視藏品的“史料”價值，注重對藏品信息與價值的梳理與挖掘；另一方面受博物館工作實踐的直接推動，博物館工作中與藏品相關的一系列問題都被納入藏品研究的范疇。

如今，博物館藏品研究的外延不斷拓展、內(nèi)涵不斷豐富、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已成為博物館科學研究的核心領域，貫穿博物館工作的始終，是博物館開展工作的堅實基礎和動力來源。

現(xiàn)階段，我國博物館的藏品研究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展開：

以物質(zhì)實體為研究對象的藏品研究。以“物質(zhì)實體”為研究對象的藏品研究，基于藏品的物質(zhì)屬性展開。研究內(nèi)容繁雜——囊括不同年代、類型藏品的征集、鑒別、運輸、管理、分類、定名、描述、保護與修復、信息數(shù)字化與展示等物件“博物館化”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研究方法也多元——倫理學、法學、社會學、檔案學、材料學、目錄學、管理學、化學、生物學、工程學和建筑學等人文與自然科學都滲透其中。

可以說，這一層面的研究為藏品信息的探索和藏品的可持續(xù)利用提供保障，為更深層次的藏品研究奠定基礎。

以藏品信息載體為研究對象的藏品研究。“博物館收藏的不僅是某些只具有自然屬性的物件，更重要的是收藏它們的文化功能、文化記錄和文化聯(lián)系。”從這一角度而言，物之所以被博物館收藏，主要因為其“信息價值載體”的屬性和潛質(zhì)。

因此，對藏品背后文化信息的揭示、對藏品與人之間種種聯(lián)系的梳理、對藏品蘊含深厚情感的重溫、對藏品多元價值的提煉，共同構成了博物館藏品研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以信息價值載體為研究對象”的藏品研究。

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從各自領域出發(fā)探討某件或某一類藏品背后的信息、情感與價值，并通過博物館技術手段的加工，終轉(zhuǎn)化成為我們熟悉的博物館產(chǎn)出——不同主題的博物館展覽、豐富多彩的教育活動和各種類型的博物館出版物等。

從以上兩個層面出發(fā)的藏品研究構成了當前我國博物館藏品研究的主流，多年來結出了累累碩果，極大推動了博物館內(nèi)外的科學研究，也為我國博物館事業(yè)的快速發(fā)展注入了不斷的活力。相比之下，博物館學視野下的藏品研究則處于相對弱勢的尷尬地位。

根據(jù)《中國博物館學基礎（修訂版）》，

“博物館學中的藏品研究，主要不是個別藏品的研究，而是研究藏品如何形成、藏品內(nèi)涵價值如何，以及如何促進藏品內(nèi)涵價值的長久保存和不斷轉(zhuǎn)化為社會價值的過程和規(guī)律。”

與上述兩類藏品研究不同，博物館學視野下的藏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在理論層面展開“求同”和反思。

它將看似千差萬別的藏品、指向藏品的種種博物館行為，都置于博物館的語境中考量，從而梳理出核心的共性、本質(zhì)和一般規(guī)律。

博物館藏品的本質(zhì)是什么？
藏品與客觀世界的關系如何？
藏品與博物館中其他因素的關系如何？
博物館應該如何制訂入藏、藏品管理和除藏標準？
博物館對藏品的一系列操作會對藏品的內(nèi)涵和價值造成怎樣的影響？
這些操作又涉及哪些倫理問題……也是博物館學視野下藏品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

雖然我們難以用三言兩語闡明這些研究內(nèi)容與博物館實踐之間紛繁復雜、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這些世界觀、方法論層面的哲思與探討卻在無形中塑造著我們的“博物館思維”，深刻影響著博物館實踐的方方面面。

除此之外，博物館學視野下藏品研究或許能為我們探索更深層面的人與物的關系提供新的視角和切入點，其意義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傳統(tǒng)博物館科學研究的范疇。

曹兵武先生指出，

“博物館最大的貢獻也許在于，它為物與物的關聯(lián)與人的對話提供了一個特定的空間和框架。在這里，物的信息被最大化發(fā)掘，物的價值被最大化利用，物與人的關系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人因為物而延伸、發(fā)展，物因為人而具有了價值和意義。”

在英國博物館學者蘇珊·皮爾斯（Susan M.Pearce）看來，藏品被獲得、被評估和組織的過程是人類努力構建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藏品本質(zhì)的探索其實也是我們探索與所處外部世界之間關系的重要途徑。

從這一角度來看，對藏品本質(zhì)的揭示、對指向藏品的種種博物館行為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博物館視角下的“物—物”、“物—人”和“人—人”關系。

當前我國博物館學視野下藏品研究的滯后，不僅直接造成了博物館藏品研究體系的中空，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其他層面藏品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因此，加強博物館學視野下的藏品研究，讓不同層面的博物館藏品研究協(xié)同發(fā)展，不僅是完善藏品研究體系、提升我國博物館科學研究水平的迫切需要，也是讓藏品“活起來”、促進藏品可持續(xù)利用的必然選擇。